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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刘纪鹏注册制搞不好会搅乱股市危及社会稳定

发布时间:2020-10-17 01:13:52 阅读: 来源:岩棉复合板厂家

刘纪鹏:注册制搞不好会搅乱股市 危及社会稳定

刘纪鹏说,任何发行审核制度的推行都必须与一国的市场机制、法制环境、投资者结构等条件相适应,否则就只会适得其反,造成一国资本市场的混乱,最终危及社会稳定。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刘纪鹏在提交的书面发言中表示,推进注册制改革是我国股票发行体制改革取得的重大进步,一步到位并不可取,必须渐进推行,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沿着监审分离的方向推进股市监管制度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树立市场的信心。  刘纪鹏说,任何发行审核制度的推行都必须与一国的市场机制、法制环境、投资者结构等条件相适应,否则就只会适得其反,造成一国资本市场的混乱,最终危及社会稳定。就注册制而言,其实施必须建立在机构投资者占较大比重、市场法制建设全面、对市场违规行为的处罚机制健全等一系列条件之上。而中国现阶段不论是市场机制、法制环境、投资者结构还是投资者保护法律体系建设、内幕交易等惩罚机制等各方面都无法与注册制的“鼻祖”——美国相媲美。因此,不宜采取一步推行注册制的方式,否则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样的核准制”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走样的注册制”,最终只会使中国股市更加混乱,投资者利益受到更大的伤害。  刘纪鹏认为,在这个漫长的改革路途上,首先必须迈出的关键第一步就是改革目前监审不分的旧格局,取消现有的发审委,重新定位证监会和交易所的关系。合理定位证监会和交易所在监管中的关系是解决现今市场主要问题的根本点,也是目前我国推进注册制改革的关键所在。在刘纪鹏提出的股市改革32字箴言——“监审分离、下放发审、保留否决、程序审核、做实保荐、连带券商、真实供求、打包发行”,其中前16个字就是针对证监会和交易所的关系所提出的改革措施。  刘纪鹏强调,证监会要专注于监管市场众多的参与主体,行使监管权,实现职能转变。同时按照国际惯例将审核权下放到交易所,由其进行程序性、真实性和形式性审核,证监会在此过程中只负责监管交易所,必要时保留否决权即可。以后只要申请上市的企业合规、达到了上市的门槛、披露的信息真实有效,就应该让其上市,尽量将选择权交还市场,由投资人自己做判断,在公司上市的决策机制中重新强化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陈道富:金融改革核心是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表示,金融体系向市场化转换的过程中,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跟市场的关系,而处理好这个关系的重点是发挥各自擅长的功能。  陈道富说,政府和市场不是对立的,而是分层融洽的关系。在金融体系改革中真正推进市场化,真正让市场主体发挥作用,形成一个稳健有效的体系,需要把政府跟市场的界线划分清楚。  他指出,金融体系改革面临两个重大问题,首先是金融系统要建立一个更加有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体系。金融体系需要解释经济运行阶段的变化,从原来集中资源来满足确定或者相对确定的投资领域的金融需求,转向激发各个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以实现资源更加优化、更加精细地配置。  其次是如何处理金融风险的问题。金融体系在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同时,也吸收了实体经济的风险,需要有序、适时、可控和及时地管理和重新配置这些风险。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可以看出,试图通过实现金融体系的转化,来处理好金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陈道富认为,金融市场的功能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原来金融市场被赋予了许多其他方面的功能,有产业方面的功能,有集中资源、调配资源的功能,有一部分财政功能,有产业政策的功能,甚至还有一部分宏观调控的功能。要让金融市场真正发挥作用,就是要让金融市场回归本位,即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  在陈道富看来,从根源上来划分,金融风险包括三个类型。第一类是纯粹反映实体经济层面的风险。经济体处在一个转轨时期,意味着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或者是增长动力要发生变化,有些资源错配需要转换,这种错配在金融体系里面会反映出来,会变成一种金融风险。  第二类是金融体系自身的风险。金融机构、金融体系越来越市场化,创新活动越来越多,但是管理体系仍然是建立在相对独立的基础之上,政府建立的是以“父爱”为主的管理框架,有很多行政性的手段和行政性的指标,其中会发生脱节。  第三类是整个风险承担体系脱节。金融体系中弥漫着道德风险和隐性担保,绝大部分道德风险最后都转到政府和中央银行,导致金融机构的责任和权利不完全对应,真正的市场约束无法发挥作用。

贾康:由粗到细设计三级政府事权明细单  昨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书面发言中指出,深化分税制改革,目前可以由粗到细设计中央、省、市县三级政府事权明细单,列明各自专享事权以及共担事权的共担方案,并在今后渐进地优化与细致化。  贾康表示,由营改增而来的直接现实问题是:把原归地方掌握的财源中唯一大宗财源——营业税,改为按现体制75%要归中央(每年的增量中则有70%归中央)的增值税,地方政府今后的主力财源是什么?怎样贯彻实施十八大明确提出的“构建地方税体系”和“加快改革财税体制”的任务?处理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贾康认为,按照中央、省、市县三层级框架深化分税制改革、重构和优化中央—地方财税关系的基本原则与要领,是必须以合理界定各级政府职能即“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为始发环节,构建“一级政权,有一级合理事权,呼应一级合理财权,配置一级合理税基,进而形成一级规范、完整、透明的现代意义的预算,并配之以一级产权和一级举债权”的三级分税分级、上下贯通的财政体制,加上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的以“因素法”为主的转移支付和必要的“生态补偿”式的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  贾康说,在优化和改进地方税体系过程中,结合短期可做之事与中长期追求目标,设计和推进税制改革的分步渐进配套方案,这包括:为处理营改增进度较快而地方未来主体税种打造较慢之间的矛盾所需安排的过渡方案——不排除在流转税领域区别对待地开掘消费税的潜力空间,把优化生产、消费结构的意图与增加地方政府税源相结合;资源税改革应以更大决心抓住煤炭市场价位自然回调的宝贵时间窗口,把从价机制扩大到煤炭并拉动新一轮解决我国基础能源产品理顺比价关系与价格形成机制的税价财联动配套改革;房产税应积极稳妥扩大试点范围,积累经验凝聚共识徐图进展;环境税的改革应在“十二五”期间推出一轮实际动作;个人所得税应创造条件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加上按家庭赡养因素调整扣除的改革方案等等。地方的合理收费、使用者付费制度,也应借鉴国际经验结合地区情况走向规范化,将收入纳入预算体系管理。  昨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书面发言中指出,深化分税制改革,目前可以由粗到细设计中央、省、市县三级政府事权明细单,列明各自专享事权以及共担事权的共担方案,并在今后渐进地优化与细致化。  贾康表示,由营改增而来的直接现实问题是:把原归地方掌握的财源中唯一大宗财源——营业税,改为按现体制75%要归中央(每年的增量中则有70%归中央)的增值税,地方政府今后的主力财源是什么?怎样贯彻实施十八大明确提出的“构建地方税体系”和“加快改革财税体制”的任务?处理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贾康认为,按照中央、省、市县三层级框架深化分税制改革、重构和优化中央—地方财税关系的基本原则与要领,是必须以合理界定各级政府职能即“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为始发环节,构建“一级政权,有一级合理事权,呼应一级合理财权,配置一级合理税基,进而形成一级规范、完整、透明的现代意义的预算,并配之以一级产权和一级举债权”的三级分税分级、上下贯通的财政体制,加上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的以“因素法”为主的转移支付和必要的“生态补偿”式的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  贾康说,在优化和改进地方税体系过程中,结合短期可做之事与中长期追求目标,设计和推进税制改革的分步渐进配套方案,这包括:为处理营改增进度较快而地方未来主体税种打造较慢之间的矛盾所需安排的过渡方案——不排除在流转税领域区别对待地开掘消费税的潜力空间,把优化生产、消费结构的意图与增加地方政府税源相结合;资源税改革应以更大决心抓住煤炭市场价位自然回调的宝贵时间窗口,把从价机制扩大到煤炭并拉动新一轮解决我国基础能源产品理顺比价关系与价格形成机制的税价财联动配套改革;房产税应积极稳妥扩大试点范围,积累经验凝聚共识徐图进展;环境税的改革应在“十二五”期间推出一轮实际动作;个人所得税应创造条件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加上按家庭赡养因素调整扣除的改革方案等等。地方的合理收费、使用者付费制度,也应借鉴国际经验结合地区情况走向规范化,将收入纳入预算体系管理。  潘建成:理性认识潜在增长率下降为改革腾挪更大空间  国家景气中心副主任潘建成指出,要理性看待并积极顺应经济增长率下滑趋势,适当下调经济增长目标。  潘建成分析指出,由于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带来增长基数持续抬高,严峻的产能过剩对投资尤其是工业投资的抑制,资源环境承载压力濒临极限对粗放增长的瓶颈制约,人口结构变化尤其是劳动人口的下降趋势形成劳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减弱,我们应该对潜在增长率下降有清醒的认识。  今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仍然主要靠投资推动,尤其是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的回升很大程度上因为制造业投资增长的回升,这与目前严重的产能过剩背景是不相适应的。  在潘建成看来,未来经济增长有所回落应该是正常的。事实上目前社会上不少人仍然对经济增长率下降不太适应,甚至忧心忡忡,其中有两个错误的认识。一是认为增长如继续下行将影响就业;二是认为保持较高增速是企业的要求。  潘建成指出,要理性看待并积极顺应经济增长率下滑趋势,适当下调经济增长目标,为改革和转型腾挪更广阔的空间。与此同时,要在以下几方面协同动作,促进改革和转型在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过程中顺利推进。  首先,切实落实三中全会关于“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积极推动地方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工作,改变偏向对流量产出考核的现象,要对存量资产及形成资产同时消耗的资源、侵蚀的环境以及增加的负债进行综合评价,并充分考察地方政府在民生改善方面的作为,形成更加科学、和谐的综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同时积极推进旨在协调中央地方财权与事权关系的财税制度改革,增加地方政府与事权相匹配的财力和自主权,从多方面减少地方政府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冲动。  其次,面对经济增长下滑可能的影响,要增强定力,沉着应对。对于经济增长下滑可能带来的倒闭企业增加,有关部门需要提前做好准备,在完善社保、鼓励企业创新、创业和转型升级上多下工夫,但不要轻易直接参与对濒临淘汰的企业的拯救,也不应轻易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稳定性和改革、转型的坚定性。或许,部分企业的退出可能是改革和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  再次,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包括推动与之相适应的财税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适度减少政府消费尤其是三公消费,逐渐降低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

高培勇:增直接税与减间接税同步进行  昨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表示,在未来的税制改革中,增加直接税比重与减少间接税比重将同步进行;作为最主要的减少间接税比重的措施,营改增将给未来增加直接税的比重腾挪出空间。  高培勇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谈及税收制度的首个关键词“稳定税负”传递了两个信息:一是建立现代税收制度,是以不增加税负为前提;另一个信息是,税收制度改革也不会减少税负,增减同步是这次税收制度调整或完善的大前提。  “在稳定税负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直接税比重,又可得出两个信息:一是逐步增加直接税的比重,是通过同时减少间接税比重来完成的;二是税收制度改革是税制结构的优化调整,一方面减间接税,另一方面增直接税,这实际上是结构性的优化。”高培勇说。  “具体到减间接税方面,减什么样的间接税,怎么减间接税,这一次也在报告中提了出来,最大的减税途径就是营改增。”高培勇说。  高培勇表示,“营改增三部曲”到目前为止只进行了第一步,就是在上海起步,由上海扩展到九省三市,减税总额度为480亿元。第二步则是营改增在全国所有行业推广,按照规划,2015年应该将营改增推广到全国所有行业。第三步,则是在营改增全面完成之后,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减并增值税税率。  据高培勇测算,按照2012年的数字,如果将增值税率从17%减到15%,减税额度为4000亿元左右。与此同时,增值税税率下降,会连带着其他税种税率的下降,如说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因此在完成增值税税率下调之后,按2012年的数字,减税额将达到9000亿元。  高培勇认为,“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这种提法就是要实行综合所得税,一定是增税的改革。  在房地产税方面,高培勇认为,此次将房地产税写入三中全会文件中,表明这已经切切实实纳入到改革的议事日程了,但征收的动作不会很快。房地产税的开征,至少有两个原则,一个原则是房地产税的开征,一定要在原有房地产税费整合的基础上出台;第二个原则是开征房地产税一定是与流量环节的房地产税进行整合,再适当地考虑税收制度设计。没有这两个大前提,房地产税既难以实行,更难以立法。  朱中一:市场化是房地产调控改革方向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朱中一表示,现行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总体方向是正确的,明年改革方向肯定是市场化,但在市场化的改革措施出台前,有些现行政策还是要坚持。他建议,应通过立法方式推出房产税,并先征求意见,稳定市场预期。  朱中一认为,现行房地产调控政策总的方向是正确的。一是从2003年开始房地产调控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即总量基本平衡、结构基本合理、价格基本稳定;二是2010年以后的双向调控的思路是正确的,既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又增加自住性住房的供应;三是差别化的信贷税收政策是正确的,支持自住性住房,同时抑制投机投资性住房。  朱中一认为,当前有四个问题需要关注。一是怎样把一些城市现行的行政性措施,包括限购政策和少数城市采取的预售限价措施,逐步向市场化的调控政策过渡,该弱化的弱化,该维持的维持;二是抓紧建立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健全双轨制的供应体系,如公租房和廉租房并轨,在北京等热点城市探索共有产权制度,在供大于求的地方少建甚至可以不建保障性住房;三是要处理好房地产业跟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不要让新型城镇化再成为土地的城镇化和人为造城的城镇化;四是建议土地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要有时间表和路线图,包括房地产建设用地要增加,农民的宅基地怎么流转,房产税的问题等。他认为,存量房迟早要征房产税,建议在立法过程中,要把现行的方案先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的过程就是引导消费者的过程,也是引导预期的过程。  对于明年的市场走势,朱中一认为,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再加上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的推进,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性的改善性需求都存在,所以房地产肯定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另外,在非住宅类地产方面,旅游地产、产业园区地产、商业地产肯定会发展,但对于非住宅类地产的发展,一定要注意积极引导。  “整个房地产仍然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已经由过去的快速发展向平稳发展过渡。”朱中一表示,要关注市场的差异性问题,现在一些三四线城市供大于求,尤其是房产税出台后消化更难,这就要看户籍制度改革能否跟上,如果户籍制度改革跟上了,中小城市的户籍制度放开了,近两年消化快了还可以解决,如果户籍制度跟不上,就是一个问题。

马晓河:化解产能过剩须进行体制改革与政策转型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在提交的书面发言中表示,中国的产能过剩正在向危险的边缘迈进,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大挑战,要化解产能过剩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和政策转型。  马晓河强调,要化解产能过剩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和政策转型。  首先,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消费是化解产能过剩的一种有效路径。当前,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政府和企业利用公共权利和公共资源占有的国民收入份额太高。要通过改革切实降低政府、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还权于民、还钱于民,把花钱的权利、消费的权利给老百姓,让老百姓能真正增加收入,特别是让中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要从法律上保障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退休职工退休金收入增长不低于当年物价指数,这样才能降低投资率并提高消费率。同时,要加快投资体制改革,今后应严格控制政府投资总量和结构,限制那些超越经济发展阶段与消费关联度极低,但对政绩和部门地方资源配置权力影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将公共投资投向与消费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领域。  其次,改革财税体制和干部考核制度,为产能扩张和GDP崇拜降温创造制度条件。鉴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对等的压力,片面开拓财源,刻意做大GDP,以土地优惠、税收优惠等公共资源吸引投资者进入本已过热的投资领域,导致产能过度扩张。必须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中央政府在扩大对地方政府一般转移支付的同时,要将部分财税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让地方政府增加部分财权。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可将一部分地方政府的事权上收,比如借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可将大病医疗保险、社会养老保险责任上收到中央,实行全国统筹。在干部考核方面,要平衡和调整发展产业和公共事业之间的关系,把地方公共事业发展、城乡居民收入、环境治理等放在主要位置,降低经济发展在考核中的权重。  再次,调整产业结构,用多种手段化解产能过剩。利用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科技进步政策,鼓励社会调整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就是发展工艺路线方面的高端环节、产品链环节中高端产品,这样可以将资本从产业的低端环节引向中高环节,既可以缓解产能过剩,又可以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价值。另外,我国的产能过剩是由市场和非市场多种因素造成的,化解产能过剩也必须采取市场、行政、法律等多种手段。  张晓朴:金融改革需要更多新型政策工具  证券时报今日刊登了《聚焦2013证券时报专家委员会年会》专版。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晓朴表示,利率市场化改革将给银行业带来五个关键性变化,其中银行所有产品的价格都会随之而变,竞争格局加速改变。  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出的“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的层次和产品”,张晓朴指出,金融创新产品,可以促进资金流向更有活力的经济领域,提高交易效率,是促使市场发挥配置资源作用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但同时也存在多个制约因素,包括金融机构自身的动机和风险管理能力、市场主体的财务软约束问题,均制约着市场功能的发挥,因此同时要提高监管有效性。  同时,张晓朴表示,三中全会提到的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将给银行业带来五个关键性变化。第一,利差保护成为过去式,盈利模式需转变;第二,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将由市场决定,银行所有产品的价格都会随之而变;第三,银行业风险偏好和风险轮廓将发生改变;第四,货币政策的传导和实施将更多采用价格型工具,金融市场的价格基准重塑;第五,竞争格局加速改变,银行优劣分化。  张晓朴强调,改革的推进实施需要重视和善用新型政策工具,其中,可以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定量影响测算、压力测试等工具,以此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改革启动阶段,采用成本—收益分析论证改革方案的可行性;在政策制定阶段,借助定量影响测算预判政策措施的具体影响和效果,并据此调整改革的力度、节奏;此外,可通过压力测试判断改革潜在风险,做好风险预警和应急预案,切实守住风险底线;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整个过程中,可借鉴“卢卡斯批判”思想,做好改革宣传和沟通,稳定好公众预期。全面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真正做到稳妥有序。  根据定量影响测算,张晓朴指出, 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存款利率扩大浮动范围对商业银行盈利的影响尤为突出,但只要妥善把握好力度、节奏,利率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影响是可承受的。  张晓朴指出,金融改革成功的关键是要选择正确的改革路径,提高执行力,开展后评价,及时纠偏,注重引进创新的政策工具,对改革的时机和度要拿捏到位,同时,出台短期应对措施时,应该准确把握、紧急围绕改革方向,不违背改革的初衷,不要让政策伤害制度。与此同时,既要推进新的改革措施,也要注意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

范剑平:改革始终要把民众利益作为最大关注点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在提交的书面发言中表示,2014年将是全面深化改革启动、多项改革措施密集出台的改革之年。为了确保改革进程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在改革措施出台的前后顺序、节奏力度的把握上,要始终把民众利益作为最大关注点。  范剑平指出,应当选择人民群众最为关心、涉及民众利益最直接、改革中民众利益改善较明显的改革领域先行。例如,保障房建设是缓解低收入家庭焦虑、改善住房问题预期的德政之举,也是过去政府在住房公平公正方面缺位严重的社会矛盾焦点。  范剑平强调,在过去的改革中,有些地方政府在民生方面的缺位行为导致群众已经积累了不满情绪,改革应从补民生责任缺位入手,让民众看到全面深化改革中政府从过去的越位、缺位到现在的归位,相信政府改革的正确取向,民众支持必然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改革的执行力。  范剑平认为,改革中民众的利益也必然会有所调整,有得有失,有增有减,在涉及民众利益的改期措施出台之前,必须要充分考虑民众的承受能力。2014年价格改革和市场价格自发趋势叠加可能使价格问题成为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范剑平举例说,根据2013年居民消费价格系数前低后高的走势,可以计算出2013年对2014年居民消费价格的翘尾因素预计约为1.5个百分点,比2013年的价格翘尾因素高出0.5个百分点。在成本推动下,2014年食品价格上涨压力仍然较大。与此同时,2013年前三季度城乡居民收入增幅从2012年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变为低于GDP增幅,居民收入增长放慢使民众对涨价的承受能力减弱。2014年,市场决定价格的价格形成机制相关改革任务很重。  范剑平说,改革初期往往价格上涨压力集中释放。因此,2014年,在价格改革方面一定要把握好改革节奏和力度,价格改革措施出台前要充分解释说明相关情况,尽最大努力取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实施。  滕泰:高利率抑制新供给酝酿四大潜在经济风险  证券时报今日刊登了《聚焦2013证券时报专家委员会年会》专版。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指出,中国作为全球储蓄最多的国家,最近几年实际利率不断攀升,如果继续推行高利率政策不仅会造成更多实业坍塌,而且有可能在中国重复“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悲剧。当务之急是让货币政策尽快回归中性。  滕泰表示,三大因素造成“全球钱最多的国家钱最贵”。第一,总量原因。中国货币总量虽然很多,但实际进入实体经济的货币总量不足50万亿元。第二,结构原因。央行多年“购汇发钞、对冲回笼”的游戏结果,造成中小银行、内资内贸企业、中小企业的资金越来越紧张,国内实际利率越来越高。第三,操作原因。全球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表明,选择宽松货币环境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实际利率必然下行;选择紧缩背景搞利率市场化,实际利率一定上行。  滕泰认为,这种偏紧的政策和高利率的局面,正在严重抑制有效供给,尤其新供给的形成,并酝酿四个方面的经济风险。  第一个风险是造成实业经营困难,经济结构逆向调整。扭曲的金融体制和错误的金融政策在资金和实体经济之间挖了一道深深的鸿沟,成为压垮实业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个风险是有可能酿成中国版的“次贷危机”。中国房地产价格已经连续上涨了12年,涨幅远远超过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的涨幅,而中国最近几年贷款利率上升的幅度、今年以来隔夜拆借利率上升的幅度,都远远超过了美联储当年迅速拉高利率的力度——在房地产泡沫的后期过快拉高利率,有制造中国版“次贷危机”的可能性。  第三个风险是,有可能酿成中国版的“欧债危机”。在预算软约束的财政投资体制下,在最近几年快速扩张的政府投资已经形成巨大的中央和地方债务。若迅速提高其债务成本或迫使其提前还款,则有可能酿成中国版的“欧债危机”。  第四个风险是,有可能酿成中国版的“亚洲金融危机”。如果上述实业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同时爆发,势必会引发热钱的迅速出逃,加速外部经济的不稳定,甚至在中国复制类似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滕泰表示,希望央行的货币政策回归中性,降低实业融资成本,维护国家金融稳定。短期应尽快通过各种手段,引导短期利率价格下行,使隔夜拆借利率尽快回到正常水平。长期应按照三中全会的精神,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减少金融抑制,让利率真实地反映我国资金供求关系,推动实际利率下行,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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